②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挡住现代学人探索杨朱及其学派的热情。
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
这就是汉代从董仲舒到白虎观会议的神学目的论的实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这样的差异体现在思想体系中，儒家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而道家则是以天为本的自然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但这种命运之天与天意有关，可以归到神灵之天之中。
那么，这三种涵义的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董仲舒心目中的天是浑然一体的，三种涵义常常互相交错，互为支撑。（《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概括这一大段话的意思就是，只要累德行善，天下归心，就会召至天降祥瑞符命。于是，只要是它在谈论自由的时候，其实却都是在谈论平等。
但是，倘若认定在现代社会崛起中存在着普世关怀，那应该是不存在争论的。只有从终极关怀的价值关系、意义关系的角度，换言之，只有从人与世界的精神关系的角度，才能够理解与接受。[34]詹姆士：《宗教经验种种》，第17页，尚新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以科学为例，人们往往将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误以为有它没我，有我没它，其实不然。
[2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0-201页，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若失去自由，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
遗憾的是，尽管文章的篇幅已经很长很长，可是，如果是就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而言，如果是就中国文化的信仰之产生及其传衍而言，却还仍旧是很短很短，还仍旧是言不尽意。所谓内在超越，是海外新儒家的一个发明（例如牟宗三，例如余英时）。[8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42页，邓晓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72]参看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这样，我们即便是还想再去重走西方的借助宗教以建构信仰的老路，也已经绝无可能。[79]所以，康德提示说：只有在信仰参与后，我们确实才有希望有一天以我们为配当幸福做努力的程度分享幸福。[47]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15-4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世上万物，只有人不局限于外在的种种规定，他自己造成自己、自己设计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公元1500年的时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还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时候，英国的人均GDP却已经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已经不值一提。[32]简单肯定基督教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的重大推动的人因为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则往往在肯定基督教精神的时候却又一并连基督教也肯定了下来。
例如法国，它曾经雄霸一时，也堪称大国，但是，却始终不是好国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
它导致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经典上的人物故事有独立的生命力。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非杨子之咎，而亦不得谓杨氏之徒无此失也。为什么叫做配角？看看他在历史上的前二次出场就知道。当然有以泰伯和伯夷叔齐为首的贯穿《论语》与《庄子》的关于让王的系列故事，还有以孔子及其弟子的际遇为素材的孔子厄于陈、蔡的系列故事，等等。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侵物为贱者，即不以权力加人之谓也。这尧舜伪让天下，就是延伸《让王》的说法，而伯夷、叔齐轻死，则是《盗跖》篇的观点：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
从韩非用今有人于此而非直接提杨朱名字的假设性口气看，不会比孟子的可信性更高。思想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
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虽然话题与《论语》中的让位或让天下有联系，但其让的理由却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利害的得失。从《论语》中孔子对《诗》《书》的传授，主要不是文本知识的讲解，而是经典在生活中有针对性的运用（评论或指引），可知经典是如何发挥其思想功能的。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又说：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然而，随后轻物重生之士的概括，却道出意义的歧异。
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墨家有内容丰富的著述流传，而没有学者问津，可以叫做学问的失落。
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胜）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对人我与物我的不同理解，其后的文献呈现向两个方向发展的线索。
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
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观。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总的说，它符合韩非或《淮南子》对物我关系的观点。如果不是孟子概括得如此尖锐，且带入经典系统，其它议论的影响力都不足以让杨朱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在20世纪上半叶还能在学术文化上兴风作浪。
其它，则多人打包一起评论，如《胠箧》的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这种想法在中国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墨家则通过把身体上的部分与整体，类比成人类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从避害的角度看待利，即利不一定是有所得，也可以是防止失。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
但是，支持前者的人却可能排斥后者。但把它当学派来建构，所得思想教益，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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